人类的全部剧目需要苦难，存在的本身需要它。但是，由谁去充任那些苦难的角色？又由谁去体现这世间的幸福、骄傲和快乐？只好听凭偶然。就命运而言，休伦公道。那么，一切不幸的救赎之路在哪里？设若智慧或悟性可以引领我们去找到救赎之路，难道所有的人都能够获得这样的智慧和悟性吗？

——史铁生《我与地坛》

许迪，一名就读于南京师范大学的大二学生，十岁时在家中练习舞蹈课上学习的动作“下腰”，不慎摔倒，造成终身残疾。十年后的今天，她或许还没有真正获得那引领她走向救赎之路的智慧与悟性，却已凭借其超出同龄人的成熟与韧性，散发出独特的人格魅力。

“我希望自己的经历、自己的讲述能够给别人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如果有一、两句话有人能听到，并产生一些共鸣，那就是已经很好了，”面对采访，她如是说。

苦难还是福祉

许迪自称，她出事时年纪还很小，对很多概念都不了解，因此反而很容易接受自身的遭遇。但是到高中以后，她慢慢意识到身体方面的缺陷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家人、朋友、群体，都是一种沉重的负担，而且由于身体缺陷的直观性，它会无时无刻地提醒自己正处在这种状态。

无法疗愈的物理损伤给患者造成的心理障碍是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所难以真正感同身受的，因此，患者只有通过对人生、命运的思考，才有可能实现某种意义上的“涅槃”。正如史铁生在他的作品中所书写的自己对生与死的心理矛盾一样，许迪说：“这是我们必然会经历的一种心理阶段。”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她渐渐地明白，生活不是理想化的，过去这段经历发生在她的身上，即便造成了沉重的后果，她也只能接受它，而没有权利选择。面对这个困境，虽然长路漫漫，但她坚信终有一天能豁然开朗。

丑女造就了美人，愚氓举出了智者，懦夫衬照了英雄，众生度化了佛祖。她充任了那个苦难的角色，但苦难与福祉的界限又能有多么分明呢？

心有余香

回忆起高中生活，许迪说，这是最艰苦的一个阶段。那时，她第一次离开了她所熟悉的生活圈，和母亲住在学校提供的一间小屋中。面对差强人意的生活环境以及繁重的学业，许迪“最终还是坚持下来了。”

坚持的背后，是父母的心血、师长的帮助、陌生人的鼓励。

高中的语文课本上选录了史铁生的《我与地坛》。许迪说，这篇课文，她每读一遍都会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史铁生在文章里写道：“这园中不单是处处都有过我的车辙，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对于许迪而言，她的车辙所压过的路也总有母亲途径时扬起的风尘。在许迪的描述中，她的母亲为人乐观，几乎没有支持不下去的时候，更是教会她应该如何坦然地迎接现实、直面人生。许迪的父亲虽然沉默寡言，但他几十年如一日的体贴与照顾仍不失为父爱最直接的表达。

在许迪的记忆里，她似乎每个阶段都能遇到善良的人。休学一年后返校时接收她的班主任，身有残疾而热心鼓励她的叔叔，同龄的朋友……最让她记忆犹新的是一位她在公园里遇到的陌生老奶奶，那位奶奶对她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一笑而过。”当许迪长大后，反复揣摩、回味这句话，她发觉悠悠的人生其实不过就浓缩在这句话里，“如果你真的能做到不管遇到什么困难的事都一笑而过，那就真的是活透了。”

新的天地

人皆向往未来，许迪亦是如此。她说，高中时，她常常会想自己以后会做什么样的工作，生命终结的那一天会是怎样的情景，又该如何让自己的人生增添一点色彩与价值……那时的她觉得大学是如象牙塔一般美好的——知识向她奔涌而来，多彩的活动填充着生活。但是来到大学以后，她意识到，自己正面临着一个更为艰巨的困境：高中时，她的目标很单一，仅仅是考取一个好大学，但是现在进入大学，平台更高远，视野更开阔，她反而会感受到自己的渺小以及所面临的形势的严峻。“我根本没有时间去追求所谓的诗和远方，我所要想的只是让自己有能力生活下去。”

现在大学生涯即将过半，许迪也已经完全适应了当下的生活。她认为自己首先要学有所成，找一份能够维持生活的工作，以便减轻父母和社会的负担。如果有能力的话，她希望自己能够从事关于残疾人保障方面的社会工作，去真诚地、不求功利地做些事情来改变这个群体的现状。“有很多人甚至连我所拥有的这些资源都没有，他们可能没有机会看外面的世界，更没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而这一切都是需要我们来改变的。”

许迪所学的专业是心理学，她说自己上大学之前就有了这一坚定的目标。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除了因为研究人的心理很有趣，更多的还是因为她试图从中寻求一种人生哲学，这或许可以让她把人生看得更透彻。此外，她认为通过心理学的研究，如果能发现一些新的理论，或许真的可以去影响、去改变一些人。“这无论是对于灾后受难者、灾后救援人员，还是对于留守儿童、肿瘤患者等弱势群体，都是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