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66年高中毕业，与“文革”中的大多数回乡知青一样先当农民，后当代课教师。1977年小平同志亲自拍板恢复高考，我成为四乡八村第一个“富农出身”的大学生。1984年 8月，我任职学校的校长通知我参加教育局召开的校长会，会上宣布我任县教师进修学校副校长兼教导主任。当时，我很是忐忑，领导找我谈话时，我牢牢记住了这样一句话：“急农村中小学之所急，办农村中小学之所需，是当前教师进修学校的重中之重。”

我仔细学习有关文件，其中1977年教育部《关于加强中小学在职教师培训工作的意见》成为我工作的指南和动力：力争到1985年，使现有文化业务水平较低的小学教师大多数达到中师毕业程度；初中教师在所教学科方面多数达到师专毕业程度；高中教师在所教学科方面多数达到师范学院毕业程度。

那特殊的年代，有着特殊的际遇，也演绎出很多特殊的故事。我深知那时教育、教师的“欠账”是多么严重，更深知“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根”的内涵是多么深刻。现在回忆起来，在那“成千上万鲤鱼跳龙门”的日子里，中师函授真的是“激情燃烧、刻骨铭心”。

1982年起，南通县就有2000多名小学教师参加中师函授。那时教育学教师奇缺，分管函授的校长和我商量任教，我一口答应不管多大困难也要上好“教育学”。接到任务时，我拿到了一本和学员一样薄薄的讲义。接到任务后，我才知道这个任务有多难，教学时间为36学时，并由南通大市组织统考。我第一时间把自己扎进低矮潮湿的图书室。在图书室中找书既像“大海捞针”又如“火中取栗”，除去老掉牙的凯洛夫的《教育学》外，就是“教育革命经验选”。无奈之下，我只好骑着长江牌脚踏车到南通市教师进修学院借抄，两三天早出晚归抄了满满3大本；再两三天夜以继日精挑细选，36学时教案写了厚厚3大叠。

授课的日子终于到了。第一轮面授3天，我一人面对320个学员上课，教室就在大饭堂。一屋子吹得呼呼响的电风扇、一只大喇叭、几支粉笔成了我最好的陪伴，但依然掩饰不了我内心的担忧：这么多人，这么热的天，这么简陋的学习环境，这么几页讲义，就凭我这张大嘴，这大课可要“大乱”了。

素未谋面，总要有个见面礼，我问：“学过教育学的请举手。”没有一只手举起，我的心开始上提。

再问：“学过教育的请举手。”还是没有一只手举起，有的只是面面相觑。顿时，我觉得大饭堂里气氛有些异样，那呼呼的风扇让我的心提到嗓子眼上。

我稳了稳神，说：“在座的有白发苍苍的老教师，有年轻英俊的新教师，就是没有学过教育学的，也没有学过教育的。下面，我再提最后一个问题。”我故作镇静：“有教育实践的请举手，就是给学生们上过课的。”

霎时，全场的手都举了起来。我故作欣慰，大声说：“教育学是研究教育实践揭示教育规律的科学，我们都有实践，这门教育学就一定能学好。”全场终于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简短的开场白一下子打消了学员的畏难情绪，也很自然切入了正题。虽然台上的我声音嘶哑，台下的他们汗流浃背，但3天的学习没有一位上课时开小差。

50岁开外的老师们像小学生一样坐在饭桌旁一边听一边记，眼里充满着渴望与惊喜。一位妈妈老师带着未满月的儿子来听课，还带着陪同的婆婆。一看到乖儿子要哭了，连忙示意婆婆把他带出教室，而她继续争分夺秒地听着、写着。

午后三四点老教师烟瘾要来了，我也点支烟走进他们中间，一下子都围上来了：

“金老师，我们赶上好年代了，干了十几年教育终于接触到真正的教育学了。再苦再累也值！”

“金老师，早上3点多钟我就往这边赶，边骑自行车边背你讲的知识，30多里路一会儿就到了。晚上再往回赶，又可以把今天的内容消化掉了。”

……

刻骨铭心的话让我感动着，我一连站了3天，一连讲了3天。

中师函授，往事悠悠。中国当代教育史上第一批也是最后一批“学历补偿教育”造就了一大批合格的教师，支撑了世纪之交的基础教育，“急农村中小学之所急”成为我教育生涯中的永久记忆。（作者 ：南通市通州区金沙中学　金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