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到我这个年龄的人，大都有多次搬迁的经历，而我成长和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搬迁。

上世纪70年代末，我毕业留校任教，从学生宿舍搬到教工宿舍，3位青年教师同处一室。那时的徐州师范学院占地面积不足200亩，师生员工加起来不到3000人。很多青年教师住的是筒子楼，每家住15到20平方米不等的单间，厕所公用。

留校不久我就到厦门大学进修，与几位研究生同住在一间15平方米的宿舍。一年后我转入北京大学进修。当时一位朋友就读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为了解决我的住宿问题，他把他在研究生院的床位让给了我（当时他寄宿北京师范大学内）。之后不久，在朋友的帮助下，我搬到北大25号楼，有了一个18平方米的单间，租金每月9元。

在厦门大学和北京大学进修期间，我感受到了两校中青年教师住房的狭小和简陋。记得一次我去拜访北京大学考古学家李伯谦教授，他们一家四口竟然住在筒子楼里，面积不足20平方米，儿女的床铺中间只能用布幔来隔挡，当时全国高校住房条件的紧张由此可见一斑。

1980年7月进修结束，我返校任教，不久领了结婚证书，但申请婚房始终没获批准。眼见婚期已到，系领导决定腾出一间办公室做临时新房以解我的燃眉之急。这间临时新房就在现在云龙校区原中文系所在楼的一层，房子里还有一台据说是罗马尼亚产的20寸黑白电视机。这在当时可是一件奢侈品，新婚第二天还有不少教工子女吵着要到我的新房看电视。

开学后办公室无法居住了，于是就有了第一次搬家，搬到师院北院一间9平方米的宿舍，与中文系李成蹊教授为邻。这间房子仅有面北的一扇窗户，只能放置一张床、一张书桌和一个书橱。由于不通风，盛夏时天气尤其热，便在室内放置一大盆凉水以降温。

一年后学校调整住房，我幸运地调整到东院11号楼一间16.8平方米的旧房。这时我担任臧云浦教授的助手。臧教授为人正直、谦和，一生努力工作，潜心研究，精心育人。他常常勉励我“工作要勤，待人要诚，做学问要精”，并购买《史通》赠送于我。从那以后我花了多年的功夫潜心研究刘知几与《史通》，先后发表了20余篇相关学术论文。我的助教工作整整做了9年，此间，我于1983年至1985年间又获得一次难得的深造机会。当时教育部为了解决高校历史文献学师资短缺的问题，下文委托华中师院著名历史文献学家张舜徽教授开办历史文献研究班，我有幸参加了这个培训。

华中师院的住房条件也十分紧张，我们4人一室。为了照顾我们的生活，张先生专门找校长特批了一套煤气灶，供我们热饭、烧水用。张先生主办这个研究班本着博采众长的原则，先后延聘了刘乃和、章开沅、张岂之、冯天喻、肖萐夫、仓修良、周大璞等知名专家学者授课。此次学习，基本奠定了我日后研究的方向。

1987年职称评审解冻，我被评聘为讲师，搬进了东院9号楼25平方米的两居室。房间大了，有了放置书橱的地方，也就有了比较安静的读书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学校原有的硬件设施已经无法适应进一步发展的需要。1984年，学校决定在徐州南郊牛头山东麓征地建设一分部，经过3年的建设，基本初具规模。1989年，徐州师专并入徐州师院，在师专原址上成立二分部，由此形成了一校三点的办学格局。历史系于1990年7月搬迁到二分部，由于当时办学条件简陋，所以学生戏称二分部为“侯山窝大学”。这时教工宿舍的建设也加大了力度，学校分别在今云龙校区的东院、二分部、积翠新村等处建了一批新宿舍。

1989年我再次搬迁至积翠新村一套34平方米的两居室，我的邻居是中文系韩陈其副教授。一天，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董事长高本钊先生突然造访韩老师家洽谈出版事宜，仓促之中，韩兄借走我家的圆形餐桌和白色桌布，并从我家拿上一盘水果以应景。后来见面聊及此事，还引为笑谈。在积翠新村一住就是8年，我先后完成了《中国历史要籍研究资料辑要》《自然·思维·人生》等书的编纂。1993年我被评聘为副教授，不久开始担任历史系副主任、主任，在系主任岗位上一干就是8年，此间实现了历史专业硕士点零的突破。

1997年第五次搬迁，我住进了今云龙校区东院11号楼三室一厅的居室，从此有了单独的书房，开始潜心完成早已开始撰写的《中国辨伪学史》。1999年，我被评聘为教授。

2000年学校先后在一分部、二分部盖了几栋教授公寓，这是最后一批带有福利性质的分房。我有幸在二分部购得一套146平方米的四室两厅两卫的住房，一直居住至今。由于房间较多，便以两间作书房和工作室。在这里完成了我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末清初私家修史研究”的工作，先后出版了多本专著，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

我在江苏师大工作了40年，经历搬迁6次。搬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学校的发展变化，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发展的速度，同时也勾勒出个人的人生发展轨迹。今后还会不会搬迁呢？答案是肯定的。（作者：江苏师范大学　杨绪敏）